青海全省启用“健康码”复工复产日常生活零接触登记

中新网西宁2月29日电(鲁丹阳)记者29日从青海省企业商业开工开业和重大项目开复工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日前青海省启动“健康码”应用管理机制。

“健康码”小程序采集的个人信息仅限本人姓名、手机号码、当时体温等必要数据,并对信息严格保护,不采集其他任何个人隐私、敏感信息。

但除ACE2之外,另外一个膜蛋白酶TMPRSS2也可以促进冠状病毒尤其是SARS和新冠病毒的感染。TMPRSS2和ACE2叠加分布,可能和新冠病毒多器官损伤有关。

SARS暴发时,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两个团队正是用这一法则确定了SARS-CoV是SARS的病原。他们用SARS-CoV感染食蟹猕猴,出现了与人感染SARS-CoV相类似的症状,从感染的猴子体内分离到的病毒与当初接种时的病毒相同,感染的猴子体内能够检测到SARS-CoV特异的血清转化。

——是否存在抗体依赖的病毒感染增强效应(ADE)?

“一般来讲,病毒溯源有两条路径,一是流行病学调查,二是动物和环境中的病毒分布调查。” 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主任赵卫说。

“病毒溯源极其困难,包含了很多不可控因素。有些证据丢掉了,可能永远找不到了。很多情况下,把链条完全连起来是不可能的。有些是长期研究也未必能搞清楚的,只能形成推论,更多的还是找到节点证据。对此,大家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赵国屏强调。

“我们处于病毒的汪洋大海中,但却并没有感染很多病毒。人体有10^13细胞,皮肤作为人体表面最大器官对所有病毒不易感,病毒要进入人体需要有自己的通道。”李文辉说,这一“通道”包括呼吸道、消化道、生殖道,以及通过蚊虫叮咬、输血传播和母婴传播。

赵国屏介绍,冠状病毒就是更为狡猾的RNA病毒。其基因组比较大(是HIV病毒基因组的3倍),也容易出现包括缺失、重组之类大片段的变异;当然,绝大部分变异对于病毒的生长繁殖都是不利的,因此,在病毒复制的过程中就被自然淘汰了。

大分子药物能否阻断病毒侵入?

筹建委员会副执行主席张德良介绍说,2018年春他在印尼华人文化公园园长熊德怡陪同下参观印尼客家博物馆,与印尼张氏宗亲总会副总主席张和然商议后提议在客家博物馆相邻地块兴建7层“印尼张氏宝塔”,以惠泽华裔子孙、传承中华文化。该提议得到广大印尼张氏宗亲慷慨解囊、出钱出力支持。

李文辉直言,对于新冠病毒来说,大分子药物面临的主要挑战最重要的有两个:

人体被病毒感染有何结局?

以SARS为例,赵国屏解释,其暴发后科学家就一直在寻找源头。2005年,科学家在三种蝙蝠中发现了SARS样冠状病毒,但基因组序列都与SARS冠状病毒基因组差异过大。直到2015年,在中华菊头蝠中发现SARS样冠状病毒,与人SARS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有96%的相似性,而且其与人细胞受体ACE2结合的S蛋白氨基酸序列相似性达到97%,才算基本揭示SARS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

李文辉形象比喻说,RNA病毒进入细胞后可在“病毒工厂”中进行基因复制和基因表达,产生病毒结构蛋白和基因组RNA,两者组装成完整RNA病毒以后释放,至此完成它自己的生活史。

“RNA病毒必须在细胞质里面连续地、活跃地复制,才能长期存在于细胞中。这意味着RNA病毒中任何一个关键酶或关键蛋白缺失或者被损伤,病毒都不能进行连续的复制。”他说,这为病毒抑制提供了多个作用靶点,任何一个(关键)靶点被有效地抑制,病毒都能被有效抑制。

针对无“健康码”应用条件的老人、小孩及其他因客观原因确实无法注册“健康码”的人员,可采取门卫工作人员人工核验登记后通行。(完)

赵国屏表示,病毒溯源需要证据,是科学举证的过程。其证据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生物学证据,包括病因学、临床医学和流行病学等证据,其优点是“真实世界”的显像,但也存在获取过程中可能有人为因素干扰,以及实验过程困难等问题;另一类是分子生物学证据,包括基因组测序、抗体检测等,它的优势是“确切”,但要与生物学证据建立联系,不那么容易。

他还说,对于冠状病毒来说有两个重要的酶,一个是蛋白酶,一个是依赖于RNA的RNA聚合酶(RDRP),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如果能够有效地抑制RDRP活性,便可抑制病毒复制。

“完全按照科赫法则去寻找病原体需要较长时间,在当今时代需要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如血清转化和基因测序,加快对疑似病原验明正身:属于什么物种,是否是一种未被认识的新物种等。从溯源的全过程看,最终要由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两大技术所获信息证据,汇聚成链,相互印证,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任务。”赵国屏补充说。

在赵国屏看来,对自然来源新病毒的溯源,就像刑警破案。刑警到作案现场,首先收集证据,然后多方调查,形成各种假说;顺藤摸瓜,排除并查找新证据、新线索,最后找到作案嫌犯。同时,嫌犯供述犯罪过程,并指认作案第一现场及作案工具藏匿地点,与获得的证据互相印证。其中任意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没有结果。

他说,目前不知道新冠病毒是否也有ADE效应,对SARS病毒和MERS病毒已有研究发现S蛋白的低亲和力抗体,可以介导病毒进入免疫细胞,但并不能发生活跃复制,最终只发生流产感染。ADE的因素取决于抗体本身有多强,对下游信号的激活,尤其是ISG反应基因的激活程度等一系列因素,这不光是对抗体治疗,对疫苗研发也是很重要的考量。(完)

他进一步指出,病毒必须通过特定通道进入细胞,这个通道称为受体。进入细胞以后,在细胞质和细胞核里面分别进行复制。RNA病毒绝大部分在细胞质内复制,包括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和大部分的新发病毒等。

(科技日报北京4月13日电)

然而,尽管全球科学家都在苦苦探寻,目前看来,新冠病毒的起源依然扑朔迷离。“事实上,不只是新冠病毒,人类历史上很多疾病,如艾滋病、SARS等,对其源头的探索,虽然有了很大进展,但至今还在继续。病毒溯源本身就是个科学难题,很复杂,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存在不确定性。”赵国屏说。

“不管DNA或者RNA病毒在分子层面的表现如何,在个体层面,病毒感染都有它的自然史。”李文辉说,病毒感染以后,会出现几种结局。一种是只经历亚临床的改变最终康复,另一种是从亚临床改变到临床疾病,最后或者康复、或者死亡。但是由于病毒本身的特性不同,宿主个体的差异不同,病毒的自然史在个体水平上是有差别的。

赵国屏认为,病毒在跨种传播过程中,需要积累适应新宿主(人类)的那些变异,形成在人群中扩散的“传播性的克隆”,那就是现在反复检测测序的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毒株。可是,在这个早期的积累过程中的绝大部分变异,并没有明显的对人感染的“表型”,被发现的几率自然是很低的;但这正是溯源所需要的“科学证据”。

据该塔筹建委员会执行主席张和然介绍,该塔毗邻印尼客家博物馆,为八角飞檐楼阁式石塔,占地1000平方米、塔高7层共46米、建筑总面积1815平方米。每层四周配置大理石栏杆,塔檐装饰黄色琉璃瓦。一层外四周围绕大理石雕刻栏杆及阶梯、石狮等,内将开设“印尼张氏历史陈列室”以溯源追本、念祖感恩。全塔将于2022年建成供游客参观。

——病毒是否有细胞和细胞间的传播,病毒是否可以避开受体结合进入细胞?

以艾滋病为例,1980年10月到1981年5月,在美国洛杉矶有5位以往很健康的年轻人患上了卡氏肺孢子菌肺炎,这是一种非常罕见又严重的感染,通常只会出现在免疫功能严重低下者身上。5位年轻人病情迅速恶化,被报道时,已有2人死亡。这是最早发现的艾滋病病人,但当时即推测这种疾病已在世界上传播了较长时间。

他分析称,冠状病毒是已知的最大的RNA病毒,它的基因组将近30K。这也意味着它有最多的靶点,“我个人认为可以找到有效的靶点,从而有效地进行治疗”。

溯源有难度 大家要有合理预期

以找病原体来说,需要满足科赫法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武桂珍研究员介绍,科赫法则由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提出,它是指确定一种病毒为致病的病原微生物需要4个标准:在每一病例中都出现相同的微生物,且在健康者体内不存在;要从宿主分离出这样的微生物并在培养基中得到纯培养;用这种微生物的纯培养物接种健康而敏感的宿主,同样的疾病会重复发生;从试验发病的宿主中能再度分离培养出这种微生物来。

他进一步分析,抗新冠病毒的大分子药物本质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抗体,包括抗ACE2抗体和抗S蛋白抗体,另一种是融合蛋白,包括RBD-Fc融合蛋白和ACE2-Fc融合蛋白,他们作用机制的共同点是阻断新冠病毒和ACE2的结合,当然也有各自优缺点。

李文辉认为,大分子药物相对小分子药物有很多优势,包括给药次数少、安全性高,耐药屏障高,不受免疫优势表位的影响。对疫苗接种反应不好的群体包括婴幼儿、老年人都有效。

“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其对传染病防治意义重大。找到病毒源头,理解病原是如何发展成为对人类致病的病毒,才能回答病毒会不会反复出现,也就是大家关心的是否会卷土重来的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赵国屏研究员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位于雅加达市南郊的印尼缩影公园又称“迷你公园”,是该国著名旅游景点,园内有印尼各省最具特色民族建筑,呈现印尼各地民俗习惯和风土人情。

病毒很狡猾,尤其是基因由核糖核酸(RNA)而不是脱氧核糖核酸(DNA)构成的病毒,更容易发生变异,而且变异的程度更高,速度更快。

该公园辟有园中园——“印尼华人文化公园”,内有一座占地4000平方米、3层客家土楼式建筑的“印尼客家博物馆”,通过文献、图片及生产生活工具等历史文物,展现客家人漂洋过海来到印尼开拓创业、落地生根的奋斗史。(完)

赵卫表示,一般传染病溯源的流行病学调查是从第一位被发现的患者的接触史开始,即要找到“零号病人”,但这项寻找工作可谓难上加难。

纵观已发现的6种可感染人的冠状病毒,李文辉说,最早发现的是229E病毒,最晚的是MERS。新冠病毒主要进入人体呼吸道,它的传播效率很高,但是它的病死率并不是很高。它的重要病理特点是有肺泡上皮的弥漫性损伤和多核巨细胞形成。这和病毒侵入最早的一步,也就是受体结合病毒的进入是有关系的。

其次,动物和环境中的病毒分布调查是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赵卫介绍,如科学家发现非洲喀麦隆南部灵长类动物身上带有与HIV极为相像的病毒SIV,也即猴免疫缺陷病毒。所以,有科学家提出了“受伤猎人”理论,即一位受伤猎人接触到灵长类身上的病毒,最先被感染。现代最凶险的传染病之一埃博拉出血热,目前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其来源于果蝠,因为整个撒哈拉中部和南部非洲地区有不同种类的果蝠可以携带这种病毒。

“对于未知病原病毒溯源,至少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找到致病的病原体;第二步确定到底是哪种动物被最先感染(或者就是天然携带者),即病毒的天然宿主,在这一步上,还需要探寻病毒从天然宿主到感染人,再在人际传播的过程及其机制。”赵国屏说。

然而,武桂珍表示,找到病原体只是溯源的第一步。中华菊头蝠到底是不是SARS的唯一自然宿主,它携带的病毒是如何变异成果子狸携带的病毒,还需进一步研究。

谈到已被确定为新冠病毒必要和充分的受体ACE2,李文辉说,ACE2在包括肺脏在内的很多器官内有表达。最新的报道表明,ACE2在口腔的很多细胞中也有表达。

“零号病人”是溯源的关键 也是难点

病毒进入人体通过哪些通道?

8年后即1988年的一项研究找到了更早的美国病人,研究人员检测一名叫罗伯特·雷福德(Robert Rayford)的15岁青少年在1968年留下的组织样本时,发现结果呈HIV阳性。之后又过去10年,1998年,科学家在刚果首都金沙萨找到了一份来自1959年的血液样本,发现其中就含有HIV-1。这是目前能够确切追溯到的最早的艾滋病“零号病人”了。但他真的是“零号”吗,至今无法说清。

溯源基于科学举证 找病原体需满足科赫法则

近年来,生物信息学技术进展迅速,科学家可以通过基因同源性比对确定不同病毒株间的亲缘关系和传播过程,甚至可以通过“分子钟理论”推算出某种病毒的起源时间。但在溯源方面,这些都无法替代传统的流行病学调查。